原标题：上海名医指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生、教授、神经病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郭起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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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创建于1907年，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委属医院、复旦大学附属教学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冠名的医院，1992年首批通过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评审，为全国文明单位，是国内最著名、最具国际化特征的医教研中心之一，也是全国首家通过jci认证的部属公立医院，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十世纪初华山医院与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缔结为姐妹医院，成为哈佛医学院在世界上的第15家联合医院。来自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和医生在华山医院定期开展学术交流和讲座；医院通过遴选，派出年轻专家学者和管理干部赴哈佛接受培训。此外，医院还与mayo clinic、英国伯明翰大学、日本北里大学病院、维也纳医科大学、南加州大学等院校深入合作，引进国际最高水准的医疗技术和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医院的实力与品牌。

「

郭起浩

大脑是个暗箱，

我想看清它的秘密

」

人 物 介 绍



郭起浩，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生、教授、神经病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委员。1988年7月本科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临床医疗工作，从1992年开始从事老年期痴呆的临床诊断与治疗的研究，1997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短期学习心理测验，1998年开始主持华山医院记忆障碍门诊。迄今已经积累各种认知障碍患者病例库1万多例，其间完成40余种神经心理测验的引进、修订与验证。在国际上首先报告中国人群中的一些少见痴呆类型的特征，受邀参与国际血管性认知损害专家共识的编写。主持或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及对外合作项目等10余项。已经发表论文140余篇，其中sci论文60余篇（第一或通讯作者33篇）。出版专著2本（往事的痕迹、神经心理评估）、译著2本、参编11本。

采访笔记

“人生无常，这么多年了，见过多少强人好汉，倒在这类病上，脆弱得不及一个幼童，而医生能做的又相当有限，这类病人的日常护理和尊严的归途，对政府组织，社团，医院，都是严峻的考量。”

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郭起浩，擅治老年记忆障碍、老年痴呆症、睡眠障碍、脑血管病和其他各种神经系统疾病。

他从小就是读书狂人，大学里，他比其他同学多读了一倍的书，毫不夸张地说，当走出校门，他除了是一名医学生，还具有相当专业的“文学”功底，以及“心理学”功底。“一直喜欢游走在文理边缘，医学生，应该就是通达的人，晓医理，通人情，兼治身心。”

他的研究方向是认知障碍，一号难求，病人大多是来自全国的“老年痴呆症”，“脑萎缩”这样的认知障碍患者。

我读过一份两年前的数据，我国60岁的老年人患“老年痴呆症”的比例为4%，65岁以上为7.2%，8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比例则高达20%至40%，70%以上的“老年痴呆症”患者没有得到正确治疗。

而他告诉我，“老年痴呆症”在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病、癌症和脑卒中的第四大杀手。“百分之二十的老年人有轻度认知障碍，而轻度认知障碍是老年痴呆症的前期表现。更重要的是，一个认知障碍的人，影响的是整个家庭今后长久的生活质量，送到哪里去呢？照料，就医，配药都是巨大的麻烦。”他的话，令我瞬间情绪低落，十分沮丧。

从温州到上海，从一名精神科医生转型到一名神经科医生，这个转型是痛苦的，他比别人多走了八年弯路，知识体系拉长了一倍。他现在看来，所有的弯道，最后都合流成了通衢大道，“在治疗的时候，有时候就用心理疏导，不同思维看同一种疾病。更何况，我研究的方向一直都是大脑的功能定位。”

他不愿意多谈病人，坐在他面前的病人，大体上都是无法治愈，疾病是不可逆转的，没有悬念，惟有慨叹而已。他能做到的只是延缓，仿佛给走下坡路的车子踩一下刹车，他谨慎用药，兼顾一般原则与个体化治疗、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建议老年人要多动脑动手，成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养生节目，并不可取。”

“最大的成就感不是看好了多少病人，而在于探索的乐趣，我们的病例积累能为临床工作带来许多新观点、新措施、新课题，以及协助研发从根本上改变老年痴呆症病程的新药，我们一定能看到光明。”他参与了国内外几种很有希望的新药研发，对此有审慎的乐观。

“大脑的神奇，让我坚持不懈。我们理解的，永远是冰山一角，对此，我很执着。”他负责的认知功能评定室，一直在做认知行为评估，有各种特殊案例，有的不识熟人脸面，有的不识花草走兽，有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脑里，各种认知成分都有相应负责部位，找到其中心区及其网络，就找到对症治疗的病因，就可能找到干预的方法，我们苦心积虑研究的，就是在这黑洞里的神鬼莫测。”

他记起大学里那段快乐的读书时光，浩然，王蒙，张贤亮的作品打动过他，他把《红楼梦》里的诗词都背下来了，他说，有人喜它“如花美眷”，有人嫌它“良辰美景奈何天”，但这就是宿命的悲哀，“其实，人是争不过命运的，哪有人定胜天一说，我们能做的，便是放低期望，顺其自然，活在当下。”



口述实录

1

大学里的读书狂人

说到当初为什么报考医学职业，郭起浩说，“其实我当时挺懵懂，觉得医学是介于文理科之间的一门学问，自己当时既爱读些文学书，又爱数理化，于是就填报了医学院。1983年参加高考，当年竞争激烈不亚于现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吧。我当时第一志愿是温州医学院，第二志愿是浙江医科大学，很搞笑的，现在的孩子是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了。父母说在哪里读书不重要，能上大学就好。”

郭起浩喜爱读书。高中的时候，在高考的压力下，只能偷偷读《三国》《红楼》这些名著。到了大学，简直成了读书狂人。大学五年，除了顺利完成临床医学本科学习，他居然啃了很多西方经典名著、大部分现代派的作品，卡夫卡、加缪等等，即使30年时光流逝，仍然信手拈来。“与中文系的同学聊天，他们开玩笑说你可以再拿一个学士学位了。读书这事儿，也容易成瘾，再说，一个人读书，是最省钱的社交，认识书中各色人物，也认识写书的伟人。”这是郭起浩当年的真实想法。

除了文学，他酷爱心理学，大学五年把心理专业的教材全部读了一遍。“各种学派都读，与临床医学关系密切的读的更多一些，包括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与荣格，只要是能找到的，都读了一遍，对心理学产生极大兴趣，以致后来考研究生就选择医学心理学专业。”

大学毕业时，郭起浩从事大内科。很多老医生动员他做外科，个子高，手指长，体质好。“外科很干脆，开门见山。但是人脑像一个黑箱，特别吸引我。当时医学技术不像现在，还没有ct、磁共振、电生理等，我大学毕业时整个温州地区都还没有头颅ct，如果怀疑中风的话只能做个腰穿——关于人脑的很多问题就是猜。所以，我选择内科，偏神经内科的专业。”

就这样，工作两年后，1990年，郭起浩考研来到大上海。“那时候还是懵懂，奔着初心去的，当时读到一本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严和骎教授的心理学著作，就想跟着他，报考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精神病专业，想学医学心理学必须学精神病学，从事精神科，这是我原来没有想过的，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跟着严和骎教授、张明园教授、王祖承教授等大师们学习，渐渐地爱上精神科，我以为精神科医生就是我的终生职业了。”1993年到1998年，郭起浩硕士毕业，留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了5年。

“为什么要跳到神经科？当时，精神卫生中心偏重心理咨询方面的研究，而我倾向于做认知脑定位方面，当年的精神科，还没有ct与磁共振，也没有局限性脑病变的患者。我的想法是，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太不确定、难以量化，而脑结构比较实在，大脑就象辽阔的地表，目前的水平就象大航海时代，有无数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待我们去探索、去标上发现者的名字。”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追求永恒，在有限的生命旅程里，留下不朽的脚印。抱着这个信念，他通过读博又回到神经科。

2

从精神科到神经科

郭起浩坦言，精神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最本质的区别是：精神科不需要大脑的定位定性，而神经科，定位定性是基本功、是基本准则，所以，除了已经熟悉的神经心理，还要学习神经影像、神经免疫、神经生化、神经遗传等多层面的知识。1998年，郭起浩到了上海华山医院读博士，师从著名的神经内科专家吕传真教授。“这里有很好的研究平台、也有无数闻所未闻的病例，可以做自己想做的研究，但神经科诊疗技术发展非常快，常常是一天不读文献就跟不上时代步伐。神经科和精神科原来是一个科、后来分开，所以，有不少人认为这两个专业是相似相通的，其实不然——离开精神科到神经科前夕，我请教贾谊诚教授，哪些精神科的医学知识以后可以用得上，他想了很久说，脑炎知识或许会用得上。”

从1998年到现在，除了去日本京都大学访问三个月，郭起浩一直在华山医院，从未离开，他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神经内科医生。他的研究方向一直是做大脑的功能定位。大脑每个区域究竟有什么功能，功能缺损在临床诊断上有什么表现，他说，如果能找到大脑中某个未发现的区域功能，会是自己一生自豪的事情，那种成就能够超越时光存在。他负责一个认知能力评估的小团队。目前这个小小的神经心理研究室，已经是全国性的研究与进修中心之一。

如今，郭起浩编制或引进修订的神经心理测验有 40 多项，包括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蒙特利尔认知量表基础版、听觉词语学习测验、连线测验跨文化版，等等。使我国的轻度认知损害（mci）与血管性认知损害（vci）的诊断标准及其分型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国际可比性。他在国际上首先报道一系列少见的痴呆类型的认知特征与影像学特征，尤其是对语言与大脑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研究，有许多创新性发现。在大脑皮层的山坡上不断插上中国人的旗帜。

3

临床、科研并重

郭起浩坦言，作为神经科临床医生，成就感并不强烈，

有时候会羡慕其他专病组的医生。“癫痫组医生应该最有成就感吧，病人神志不清、四肢抽搐抬着进医院，过一段时间就活蹦乱跳出院了，完全治愈一个人，是很喜悦的。”但是在他的认知专病组，病人的情况往往是糟糕和更糟糕。

日常诊疗，他说，能做的有三方面：一是，搞清楚诊断，这是治疗方案确立的前提，也是目前医疗水平能够做到的，诊断明确，才能给病人有针对性的干预，“这一步，如何早期识别很重要，任何痴呆类型，早期干预会有一定的效果，中晚期就很难见效。”；第二，对于不可逆的患者，给家属提供专业知识，恰当对待病情，不要有过高的期待，“有时候病人家属说只要能治好，花多少钱都愿意，卖房子都愿意，可惜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治愈的目标，即使遍请全球名医，也是每况愈下。”；第三，积极治疗一部分可逆的患者，这个比例占10%左右，比如部分血管性痴呆、脑炎后遗症、麻痹性痴呆等，有相当部分有可逆转的机会。

郭起浩表示，上海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老年痴呆症患者占5%左右，轻度认知障碍20%，这20%将来大部分会变成痴呆症，病理的脑萎缩一般都是不可逆的，会有十几年的病程。“60岁以上的老年人，5个里面就有一个是认知障碍。人数多到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很伤心。欧美国家对老年痴呆症的研究起步比较早，现在我们国家对这方面也越来越重视。”

临床二十多年，郭起浩深知，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对家庭是莫大的痛苦。眼看着亲人变成陌生人，他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不记得你了，不认识东西了，忘了回家的路了，一不留神你会忘了他是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人，会想发火，会抓狂。“正常人会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健忘如斯。”

郭起浩认为，对这类患者的照料和干预，涉及到很多方面。“病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家属不知如何处理，送到哪里去？上海有类似托老所的地方，但并没有覆盖到太多人，目前很多人都是在家养老，家属的负担很重。所以，这需要政策支持，比如推进三级转诊制度建设，基层医生能够早期识别病人、二三级医生能够确诊患者并制定干预方案，然后家属能够就近方便取药。”

他用药讲究中庸，小剂量开始，每个病人具体分析，用药既要有作用，又要避免副作用，有时候还要考虑病人的经济负担（因为益智药物对少数患者还是属于贵重药物），总之，要把握医保政策、实际病情、个别要求，各方面的平衡。

“国内外都有能够减缓老年痴呆症病情的药物在做临床试验，这些药物能够消除大脑里的老年斑，方向是治本的，希望能改变病程，延长寿命，而不是停留在目前的水平。现在的药物都是10年之前开发的，机理是改善神经递质与受体功能，通俗的说，是缺什么补什么，并没有斩草除根。”

这个领域太久没有出新药了，希望曙光就在不远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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